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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2分pk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6-02 11:48:3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高宁,跟我碰碰脑门子。”孟红(化名)像一个初为人母的妈妈爱抚婴儿一样,侧身低头柔声说道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但是,第三次化疗后一周左右,高宁陷入了昏迷状态。医生告诉孟红,高宁将成为一个植物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即使是平稳状态,老人身边也需要两个护工,为她喂食、吸痰、做康复运动、定时翻身叩背。“每晚至少要翻两次身,一天两天还行,时间长了没人受得了这种作息。”陈怡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刚开始,相久大和护士都在摸索照护植物人的方法。护士长温静曾在三家医院的ICU工作,刚开始照护植物人,也有不知所措的时候,病人为什么好几天不排便?为什么一吃东西就吐?为什么频繁发烧?都曾让她头疼不已。“病人屁股长了压疮,也可能会导致炎症进而引起发烧,但最初要找到这种原因是很困难的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过两次抢救,妻子生命体征稳定了,但已经成了植物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托养中心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圣水头村村口附近。主体建筑是四排平房,前两排用作办公室、厨房、储物间,后两排被改造成了专用病房,分为3个病区,最多可以收治33名患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数情况下,对于植物人及其亲属来说,回归家庭也会受到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。除了陪护者身心俱疲,护工难寻、费用高昂外,家属和护工都普遍无法应对植物人的一些医疗护理问题。北大国际医院神经外科病房护士长杨燕君说,平时,家属想给植物人换根胃管可能都需要带着病人跑到医院,而这本来是社区医疗机构可以解决的事情。但是现有环境下,社区医护人员可能不具备这方面能力,而且他们上门提供医疗服务报酬微薄,这与他们需要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劳动力不成正比,因此,社区医疗机构出于综合考量不愿做这类事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3月,托养中心收治了第一名植物人。第二年,患者增加到了三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伊丽苏娅说,植物人也是有其生命权和健康权的,随着社会发展,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庞大。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用前瞻性的眼光,基于植物人的特殊性和特殊需求,早日为植物人群体提供一些政策依据和制度安排。“只有政府定位了,提出政策导向,下面才能根据政府主导,调动更多社会力量帮扶植物人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里的积蓄就像一个漏水的池子,出水量远大于进水量。老人每年的基础照护费用至少要10万元,而陈怡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千左右。2016年,她不得已卖掉了北京的房子。